空山凝云

为什么人类总是那么健忘？！

投机与幻想：美国历史的追溯
　　
　　人类与日俱增的贪欲之心可以很快地磨灭人们对金融投机事件的痛苦记忆……
　　
　　说17～18世纪英国人钱袋里财富的增加部分来自于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似乎一点也不过分。可能美国人今天脚下的这片土地已没有了当年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老牌殖民者留下的开发足迹，但荷兰、法国、英国人在撤离这片土地时，一定暗暗地埋下了“投机”的种子。所以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投机的幽灵就已在美国的土地上徘徊，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特斯·加尔布雷斯所说，成为美国人的“传统”。
　　
　　人类与日俱增的贪欲之心可以很快地磨灭人们对金融投机事件的痛苦记忆。“南海泡沫事件”告诫英国人提防股份公司。“泡沫法令”在以后的几十年间禁止成立有限公司，即我们所说的现代公司。然而到了1824年，这类企业又重新赢得了受人推崇的地位，其势头足可掀起了一场新的伦敦炒股狂潮。南美洲矿区的前景部分地刺激了这种狂潮，使它一直漫卷到红海。推销股票特别著名的一家公司，声称欲开通那片水域取回犹太人渡过后放弃的财富。19世纪后期，作为对新世纪将临的最好的献礼，是层出不穷的投机事件。此时的南美再次成为投机者梦幻神往的淘金乐园。1890年，巴陵兄弟公司因为在阿根廷放款中的危险牵连而濒临破产，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将其撤回。起先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三世界”的放款也会遭遇意外和不测。
　　
　　尽管英国人的投机妄想症再度发作，但已无再现“南海泡沫”的充足底气。现在我们要将历史的镜头对准上个世纪的美国，对那时这片土地上的投机历史作一简要回顾，以作为我们展现20世纪(1929年、1987年)，两次投机狂潮的重要铺垫。
　　
　　独立战争胜利了，而在新共和国土地上重演投机事件的舞台也随之搭建起来……
　　
　　美国人对金钱魅力的向慕始于殖民时代。那些如约翰·劳、约翰·布朗特一样相信自己在金融方面具有创造性天才的人又发明了推动投机潮的新的轮子。南部殖民地——那时叫做马里兰、弗吉尼亚、卡罗里南——为了对付烟草证券而发行了纸币，并对过去以金钱作为支付手段后悔不已，以至于达到连金银都禁止使用的地步。在马里兰，烟草票据作为货币流通了近两个世纪，比金本位制的时间长得多。不过，与新英格兰的纸币相比，它就显得极为平凡了。
　　
　　1690年，威廉·费帕斯率领一支由非正规兵组成的远征军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出发，向魁北克的堡垒挺进。人们原指望他们以俘虏的战利品来支付战斗的费用。然而堡垒没有攻下，当军队归来时，殖民地金库中已没有金、银币等硬通货付给他们。政府于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发行了承诺最终可用于兑换金币或银币的纸币。之后的20多年间，在此许诺的基础上，纸钞和与票面价值相等的金属币同时流通。这似乎是一种创造性的奇妙的金融工具，再次显示出杠杆作用的奇妙所在。这实际上是一种由极少量的实实在在的资产，即硬通货支撑的纸币形式的债务，自然，支持纸币发行的硬通货远远少于可与之兑换的纸币。
　　
　　这种奇迹延伸到了其他殖民地。纸币大量发行，恣意流通。罗德艾兰即是典型的一例。与其他殖民地类似，到最后估算时，纸币一文不值，或基本一文不值。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均是如此。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等则采取了抵制行动。1751年，伦敦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在新英格兰发行纸币。稍后，其他殖民地也实行了这一法令。
　　
　　这种过激的做法引起了极端的愤怒。将纸币和它的杠杆作用视为一种经济效益的观点，已牢固地根植于美国殖民者的头脑。纸币的正常使用无可非议。尽管许多历史学家曾将其贬得一无是处。华盛顿的士兵即曾使用大陆纸币，从而从经济上支持了革命。那时税款收入与税收机器一样微不足道。后来战争的花费实际上是由那些持有大陆纸币并发现其购买力无可挽回地急剧下降的人们所承担的。这就是美国买来的独立。当时是否还有其它办法不得而知。独立战争胜利了，而在新共和国土地上重演投机事件的舞台也随之搭建起来。
　　
　　以独立战争时期大陆通货膨胀的前车之鉴，新国家采取了谨慎的经济政策。宪法制止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发行纸币。规定商业活动一律用金、银或可兑换硬通货的银行票据支付。为了监督各州的特许银行，美国第一银行应运而生。它强制那些向联邦登记的分散的小银行拒收那些无法立即以硬通货支付的票据。当时较为保守的东北部赞成这种做法。而新兴的金融上有更多需求的南部和西部则持反对意见。1812年，因战争需要大量的公共借款以支持战争，致使物价猛涨。各州的银行于是从强制性的以硬通货兑换纸币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获得异常宽松的发展环境。只要“有教堂、酒馆或铁匠铺的地方，都是设立银行的合理地点”。这些银行各自发行自己的票据，令人们吃惊的是，一些企业也仿照起银行的所为来。“甚至理发师和酒吧侍者也在这方面同银行展开了竞争……”。支撑这些票据的资产后盾是多么微不足道自不必说，杠杆作用再次显灵了。
　　
　　战争过后的几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和其它资产意外地急剧增殖。事情总是这样：相信价值高升不落的人被高涨的价值所吸引，坚信还有更大的增殖。1816年，美国第二银行获准成立——人们坚信需要这样一个高层次的调节权威。起初，它对市场的繁荣颇有贡献，但随后也狂热地卷入了不动产贷款。到了1819年，繁荣走向破灭。票据价值和资产价值剧跌；贷款被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银行纷纷破产倒闭。
　　
　　这是美国第一起由投机事件引起的经济震荡，它是这一世纪剩余的日子里美国经济与金融史的一个缩影。“恐慌”一词与金钱相连，就这样成了一句经济术语。之后，为了寻找温和且不那么危言耸听的名词，“危机”、“萧条”、“衰退”，包括今天所说的“增长调节”，相继被用来描述严重的经济恶果。
　　
　　美国人有了这样的经历和对纸币的迷恋，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更真切地感染他们了……
　　
　　尽管许多人尚未反应过来，上个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已随着投机事件的演进，于1819年结束。为了达到调节的目的，第二银行开始收兑用作支付手段的票据。这遭到了一些人的尖锐指责。通常需要在投机之外另找原因。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煽起公众舆论抵制这种做法。这次行动中费城的尼科拉斯·比德尔无意中助了他一臂之力。作为银行首脑，比德尔呼吁下属地区银行以强力保持他们票据的信誉。结果，同第一银行一样，第二银行的特许权也丧失了。过了将近一百年，美国才允许中央银行重新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1819年的事件过后不久，新银行和银行票据很快又充斥社会。为以1837年的大崩溃告终的第二次投机潮拉开了序幕。
　　
　　这次投机泡沫再次出现在不动产方面，尤以西部地区对公共土地的要求为最，同时也扩展到生产企业和商品流通领域中。投机泡沫先以借取大量发行的银行票据作为经济上的支桩。但现在又出现了新的筹资来源。
　　
　　国家着力于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的举措，提供了重要的投资良机。四通八达的运河和公路将穿越大片国土，把农产品、破产品和工业品运至新共和国的四面八方。各州政府承担起筹资的责任；大笔资金可以从英国获得。于是大批资金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越过大西洋。这些资金的确被用于交通建设；但它们对商业、就业的爆炸性繁荣和激起令人快慰的资产增殖的高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到了1837年，不可避免的幻想破灭和经济崩溃又来临了。接着是一段时期的明显萧条。这次投机潮有两个新的特征。其中之一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一是明显地将引发投机热情的契机“改良运河”远远地丢在一边；二是引进了一种对于偿还贷款颇为现代的观念，在崩溃过后的黯淡环境中，这被视为一种耻辱：即拒绝偿还贷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娜、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印地安娜、密歇根等均拒付他们的贷款，尽管后来为偿还债务做了一定努力。在这艰难的时刻，外国银行和投资者要求偿还愚蠢借出的贷款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从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在1837年债务泡沫破灭后的10年间，美国经济一片萧条。能为投机冒险提供经济资助的银行减少了。然而又过了10年，往事再一次为人们所淡忘。自信心回归。准许成立银行的特许状如雪片般飞酒，银行票据再次成为金融投机者的抢手货，于是迎来了1857年的又一次恐慌和崩溃。
　　
　　与此同时，人们又一次体验到杠杆作用的力量。州法规要求银行储备硬通货，以作为它们未偿付票据的后盾。这种作法敏感地限制了杠杆的长度。由银行稽核员实施这项规定。但他们的作法与近来为储蓄和放款行业制定的法规意义相同。密歇根的一些银行为了顺从而采取了极端的外部措施，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拥有同一储备金。在稽核员巡视之前，这些储备金便从一家银行转到了另一家银行。若发生意外，还有另外一种办法。由于一大层10便士硬币的铺垫，钱柜中金币的高度便显得格外充实。并非所有的极端的利用杠杆作用的事件都发生在西部。同一时期，在新英格兰保守的辖区内，也有一家银行被关闭，这家银行发售了50万美元的银行票据，而手头仅有86.48美元的硬通货储备。
　　
　　19世纪60～70年代的内战并没有改变投机繁荣与破产的顺序，只是缩短了两次投机潮的时间间隔。南北战争的创伤刚刚愈合，随即便迎来了又一次特别严重的投机热，这便是对美国政治、经济破坏性极大的1873年经济恐慌。
　　
　　危机到来之前的几年间，制造业、农业和公共建设事业的发展势头普遍看好，经济一片繁荣。与1819年的情况类似，上一次是运河和公路，这一回是铁路成为投机的焦点。这一回的限制似乎更少。谁会在那些明显需求的东西上失去赚钱的机会呢？英国的大量贷款又一次涌进，40年前拖欠贷款的深刻记忆完全消失，金融健忘症又在支撑着投机事件的发展。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新铁路和一些旧铁路无法付款。受人尊敬的杰·库克公司的银行因为深深卷入了铁路金融纠葛，而于1813年9月宣告破产。两家大银行也相继倒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10天。纽约及其他地方的一些银行暂停了硬通货支付。
　　
　　可以预见的结果又是逃避现实。这次的论辩具有“美国特色”。人们说问题并不在早期的狂热，而在于钱财的事总不如意。为早期经济崩溃辩解的理由也与金钱有关，即美国两家银行的过分参与。现在的原因则被说成是因为对收回内战时期的不兑现美钞和恢复金本位制的短期计划不够重视。美国人有了这样的经历和对纸币的迷恋，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更真切地感染他们了。两大政治运动随之出现，即所谓的“美钞党”和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运动。威廉·布莱恩立即对此予以批评。他警告说，美国将被钉在十字架上。
　　
　　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间，由于普遍趋向于采用通货紧缩措施，金融管理虽较为宽松，然也颇为有力。性急的人因而难得犯错。但金钱的诱惑迟早要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早期投机潮和它不可避免的、令人沮丧的失落感中转移开去的。
　　
　　由19世纪经济繁荣与衰退所显示的周期排列，使得一种减少投机狂热事件发生的理论设想应运而生。实质是使之正常化。繁荣与衰退被说成是经济周期可预知的表现形式。约瑟夫·熊彼得这样指出它的特征：恐慌兴许会出现，但只是长期过程中的一个枝节，就像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保证收缩和经济萧条在这里扮演了旨在恢复人们的正常神智和消除经济制度中的有害因素的重要角色。有关经济周期的大学课程如今也认为经济高低波动往复交替是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规律。
　　
　　历史跨入20世纪。1907年，又一出乏味的逃避现实的剧目在纽约上演，它被称之为“华尔街恐慌”。节目倒是挺真实可信的。J·P·摩根单枪匹马地演完了这出戏。他请求公共基金会和私人基金会营救危险中的美国信托公司，并请纽约的神职人员祷告，祈求上帝给人们信心和勇气。
　　
　　一战过后的数月内，往日的欣快情绪又有所恢复。由于农业收入较好，购买土地和地价上涨形成了又一次投机热潮。农民因此负债累累，债款甚至超过大萧条时期的农业资产的总和。
　　
　　但20年代后期的股市大暴涨使得先前的所有投机风潮均黯然失色。自从约翰·劳和“南海泡沫事件”以来，还没有哪种狂热如此之深、如此广泛地影响着人们。它向世人展现了现代金融狂热所有的基本特征。
　　
　　1929年“大崩溃”：全球危机的序幕
　　
　　几个星期价格就会上翻一番，谁有必要为一笔很快就可以偿清的债务担心呢……
　　
　　1929年的投机事件之所以在人们的脑海里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部分是因为随之而来的投机崩溃特别重大，蔚为壮观——它首先出现在美国，很快就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因为它给美国和所有工业发达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所曾经历过的最严重、也是历时最久的经济危机——大萧条一直延续到1933年，全世界除苏联之外无一幸免，投机泡沫的破灭使许多西方人感到世界末日来临；5千万人失业，无以数计的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银行纷纷倒闭，生产停滞倒退到19世纪，法西斯希特勒乘机上台，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在此后的数年内，恐惧和悲观情绪笼罩着整个股市和美国。
　　
　　这次投机之所以被人牢记，还因为它具备了现代投机狂热的所有特征。人们对于金融改革设想的强有力的支持，创造新奇迹的杠杆作用的发现以及公众推崇的新思潮的盛行，使乐观主义情绪普遍流行。乐观是建立在乐观能推动价格上涨的基础之上的。接着就发生了崩溃。人们最终发现，那些一度被奉为天才的人，原来有着严重的智力和道德缺陷。被人漠视已算是他们最好的结局，更多的则是遭到公众的强烈指责，被投入监牢或者自杀。在1929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结局悲惨之人为数少。
　　
　　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与温和的、当然也是共和党的政府相关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秩序。这一政府以卡尔文·柯律治和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为首。从1929年3月4日开始，赫伯特·胡佛取而代之当上了总统。他经验丰富，既是一个工程师，又是行政官员和政治家。将近60年后，罗纳德·里根的上台再现了这一状况。这种循环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实际上，大多数掌管投资业务或拥有相当可观的财产从事投资的人，在政治上都是共和党人的拥趸。他们自然而然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要信任他们所支持的政客，信奉他们曾宣誓的宗旨，并且相信因此将产生的经济利益。要使那些看似心情愉悦的人们相信在共和党统治时期，他们将拥有无限多的新的发财致富的机会，是特别容易的。1929年是这样，1987年“大崩溃”之前也是这样。可见对所有感情脆弱、容易轻信的人，无论其政见如何，都有提出忠告的必要。
　　
　　这次投机狂热的第一个焦点并不是出现在华尔街，而是在佛罗里达，即20年代中期佛罗里达不动产的空前繁荣。撇开由柯律治和梅隆带来的悲观情绪不论，佛罗里达的投资环境无疑是诱人的。在许多人眼里，与纽约或芝加哥相比，佛罗里达的投资气候实在是一个耀眼的发现。又是杠杆作用：只需支付10%的现金就可购买土地。每一次购置浪潮都验证了其自身的正确性，并激发起下一个购置浪潮。在1924～1925年间投机最热的时期，大约几个星期价格就会向上翻一番，谁有必要为一笔很快就可以偿清的债务担心呢?
　　
　　还有别的一些激发人兴趣的推动力。据不太准确的测量，可供选择的“前滩”地皮距水域多为10至15英里远。有个著名的波士顿人叫查尔斯·宠兹，他的“投资经营”是以后来投资者手中流入的资金作为先前投资者的巨额红利。他在距水域大约65英里的地方开辟了一处被称为“近约翰逊威尔”的商品土地小区，生意异常红火。于是他的做法为人们纷纷效仿，以致铁路支线不堪重负，不得不采取禁运限制，其中包括有利于建筑繁荣的建筑材料。
　　
　　1926年，不可避免的崩溃来临了。不断上涨的冲击需要补充新的主顾以支撑上涨的局面，而新主顾却越来越少。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试图从其中解脱出来。那时，人们以一些外部的并不完全合理的原因进行解释。人们将投机崩溃的责任归咎于1926年秋从加勒比海袭来的两场极其可怕的飓风，而不是投机行为自身。成千上万的人因飓风侵袭而无家可归确是事实；于是崩溃的责任就从投机者的金融幻觉转移到上帝和气候身上。同时，还有一小部分责任被推到因受飓风的影响而遭错误导向的慈善事业上。《华尔街杂志》引用了沿海地区某航空公司一位官员的话说，他担心征集用于飓风救济的红十字基金“对佛罗里达带来的持久的危害要大于所收到的基金的补偿。”
　　
　　“股票价格已达到了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
　　
　　1928年，投机热转移到了投资环境远远不如佛罗里达的曼哈顿地区。
　　
　　现在可以来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情况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于1924年开始上涨。1925年仍呈上升趋势；1926年稍有回落，很可能是对佛罗里达地产业由繁荣而衰退的同步反应；1927年再度上升；到1928年，股市已同现实经济状况完全脱节。
　　
　　1929年春，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要通过紧缩利率以抑制股价暴涨，这一举措使得市场价格稍有降低。中央银行的行动被看作是经济衰退的演习。国民商业银行当时的总裁查尔斯·E·米切尔从自身利益考虑，起而反击这一威胁。他在一份带着几乎前所未有的傲慢的财务报表中这样提到他的银行；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防止金融市场发生任何可怕的危机，这一责任远比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任何警告或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必要时，国民商业银行将以贷款抵消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的任何抑制措施。结果自然是极令人满意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在夏季的三个月里，价格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份发生的历次令人难忘的增长幅度。此时，这一重大投机事件从整体上可以预见的而又极不寻常的特征，已经存在并显露出来。
　　
　　价格之所以上涨，是因为那些个体投资者或私营投资机构以及他们的顾问确信价格呈上升趋势，这一信念促使价格更加高涨。杠杆作用极其有效，确实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奇迹。“联邦发起人有限公司”( UFC)属下的封闭性投资基金会、戈尔德曼、沙其司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企业因其具有发现和利用杠杆作用的才能而闻名于世。戈尔德曼、沙其司发起了利用贷款投机的狂热。联邦发起人从最初500美元的投资发展到拥有价值10亿美元的资产，可说是有史以来杠杆原理最出色的运用。戈尔德曼、沙其司贸易公司的股票是以每股104美元的价格发行的，几个月后涨至222.50美元。到1932年暮春跌为1.75美元。
　　
　　当时控制并推动投机走向高潮的人，最著名的有加拿大的亚瑟·W·卡顿；名字常常被弄错的伯纳德·E·司密斯；尤其出众的证券市场经纪人米罕；两位伟大的银行总裁，其中国民商业银行的米切尔至今仍被提及，另外一个是大通银行的阿尔伯特·H·威金；瑞典火柴大王、世界金融家、非凡的伊凡·克鲁格；还有最为杰出而富贵的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先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总裁，不久出任总裁。对他们予以支持，同时肩负着公众信任的是一群经济学教授。他们使听众们确信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完全符合成功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规范的。这些学术贤人中最值得沉痛怀念的，是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先生。他也是那个时代最富有革新精神的经济学家。和当年万有引力的发现者牛顿一样，他自己也因本能的冲动加入到投机者的行列，相信无论怎样都要以最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正在经历的好运。1929年秋，他因其被广泛报道的一个结论获得了不朽的声望。这一结论就是：“股票价格已达到了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
　　
　　与之相呼应，在哈佛大学、密歇根、俄亥俄州另有一种乐观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年轻的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名叫约瑟夫·S·劳伦斯。当股票价格达到顶峰时，他发表了以下这段被广泛引用的评论：
　　
　　“成千上万的人有一种共识，他们对那个妙极了的市场，即证券交易所的评价是股票的价值至今尚未过高。”
　　
　　他还补充问道：“那群自以为聪明而有资格否定这些明智的大众判断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从10月21日“黑色的星期一”开始，一切都结束了……
　　
　　自然有人对这些所谓的“明智的大众判断”提出异议，而他们无一例外地不能逃脱有力甚而猛烈的谴责。保罗·M·华尔堡本来一直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最可敬的金融家之一，但他却说出了反对市场的话，于是格外受到谴责。另一个几乎和他齐名的罗杰·巴布森也和他遭遇相同。
　　
　　巴布森是位统计学家，他对早年美国及自荷兰“郁金香球茎大恐慌”以来的世界投机事件颇有心得。1929年9月5日这天，这位波士顿统计学家在当日的金融家午餐会上说：“我重复去年和前年这个时候所说的话，一场市场崩溃迟早要来临。”人们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金融顾问的并不新奇的见解报以惯常的一笑，并未在意。然而，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指出的，每当股价高涨、投机达到疯狂之时，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异常脆弱。此时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大崩溃到来的引线。
　　
　　果然，就在巴布森的话在道·琼斯金融消息自动记录器的“宽幅”记录带上被引用的时候，股市顿时出现了慌乱和巨大的波动。在随后不长的交易时间里，有200万股股票易手。美国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和威斯门豪斯公司的股票分别下降了9、6、7点。这一征兆后来被称之为“巴布森突变”，它开始动摇股民们的信心。
　　
　　股市下跌的信息很快反馈到总统胡佛那里。胡佛在向新闻界发布的讲话中说：“美国商业基础良好，生产和分配并未失去以往的平衡。”伊利诺洲际银行总裁也符合说：“眼下美国的经济形势平稳，投资者大可不必有恐惧感。”但这番话对神经已十分敏感的股民来说，已难发挥较大的镇静作用。股市的上扬只是昙花一现，重又开始急剧下滑。
　　
　　从10月21日“黑色的星期一”开始，一切都结束了。
　　
　　对于1929～1933年那场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历来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有很详细的论述，因而这里无必要再多加论述。10月21日的开市情况极其糟糕，这一天的抛售量高达600多万股，令在全国各地经纪人商行中观看记录带的好几万人惊慌的是，因交易量太大，股市行情自动记录器已难以及时反映所有的交易。直到收盘1小时40分后，最后一笔交易才在股市行情记录器上实际记录下来。
　　
　　星期三，形势继续恶化。
　　
　　到了星期四(即著名的“黑色星期四”)，也即10月24日，真正的灾难降临了。那天早晨刚刚开市，股价就像溃决的江水急剧下泄。而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却不顾交易状况，像星期一一样照常运转。要求提高保证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那些尚不知大难临头的人们耳中。这个普通的话题迎来了世界经济史上迄今最大的恐慌。
　　
　　这天的中午有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当时的大银行家，包括摩根财团的托马斯·拉蒙特，国民商业银行的米切尔，大通银行的威金，聚集在摩根财团的办公室里，商讨解决的办法。最后摩根财团的股票经纪人理查德·威特尼出现在证券交易大厅，用大银行家们根据他的建议掏出的钱，即所谓“救市基金”，进行了几笔稳定股市的购买。与从前约翰·劳的时代、“南海泡沫事件”以及其他投机事件中的情景一样，他们错误地认为只要通过某些打消人们疑虑的声明和措施，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殊不知股市的铁律便是：一旦投机“泡沫”升空，遇高压转为弱势跌破，即非人力所能左右。……
　　
　　果然，一过周末，所有人的信心即烟消云散了。10月28日，又一个黑色的星期一，又是大抛售。
　　
　　星期二，10月29日，又是世界投机史上不可忽略的日子。它被认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截止当时为止最具毁灭性的一天。对于控制抛售狂潮和可能出现的抛售一空，就连上帝也无计可施。后来有传言说那些大银行家们自己也在出逃，这一点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局势已经明摆着陷入绝境。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每星期一都是最糟糕的日子，股市价格宛如高崖上推落的沉石直线下落，直砸得人头晕眼黑。自10月21日以来，天空一日黑似一日，似乎末日真的来临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段历史既不独特也不显著。对于股市涨幅的预期推动着股市的上升，而这一预期则要通过由之产生的购买来实现。随之而来的是这些预期不可避免的破灭，这可能是因为某种表面有害的事件滋生和发展，也可能是仅仅因为那些头脑易受诱惑的购买者不再有来源。如此说来，说其不独特是完全可以使人接受的，从某种意义上与本书的观点恰相吻合。在本书以上的叙述中，著者正是力图通过不同投机事件的展示来说明他们并不独特的个性，也即它们的共同特征和规律。
　　
　　虽然每一次投机泡沫的形成确实存在若干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个性——促使泡沫形成或破灭的，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偶然原因——如同我们对荷兰“郁金香球茎大恐慌”、法国“密西西比股灾”和英国“南海泡沫事件”的剖析一样。因而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原因分析在本书中所占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读者尽可以从有关的著作中读到详细得多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但要说这次事件不那么显著，则是本书著者实不敢苟同的。后来有人在谈论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溃时，将其视为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导火索，并有人将这次事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引线。这并非耸人听闻。只要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去窥看那次事件所留下的未曾很快弥合的创伤，便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显著。
　　
　　末日是猛然来临的，但非悄悄告终……
　　
　　极有可能读者的心情也是如此：值得留意关注的只是这次投机气泡崩破所显示的与以往投机狂热破灭后所显示出的共同特征。的确如此，这次事件和从前所有的投机狂潮的结局一样：末日是猛然来临的，但非悄悄告终。
　　
　　吉斯·利维摩因股市受挫饮弹自杀只不过是那场大崩溃中的一个小小的镜头。在那场灾难中，据说仅跳楼者即数以千计，有人曾以“哀鸿遍野”形容大恐慌过后的悲惨情景，这是绝无夸张成分的。
　　
　　投机崩溃之后，随之出现了两项可以预测的发展。约翰·劳尽管在威尼斯度过了他百无聊赖的余生，但就其命运来说，可能比20世纪20年代那些伟大的金融奇才要幸运得多。查尔斯·米切尔、阿尔伯特·威金均惨遭解雇。深陷股市的米切尔，在继之而来的十年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法庭上，为偷漏收入所得税的指控自我辩护。他通过他那可能不受怀疑的妻子将其贬了值的股票抛售一空，并获得大部分资本折扣。关于他的刑事指控，最终得以免予起诉。但他不得不面对巨额的民事费用和诉讼款项。威金也是一个大经纪人。他自己银行的股票大量亏本，所以被拒绝发给退休金。卡顿、米罕和司密斯都被国会委员会传讯。卡顿患了急性记忆丧失症；米罕被传讯的时候，心不在焉地去了国外，不过不久即回国道歉。理查德·惠特尼由于侵吞公款被关进了新的监狱。1932年，在巴黎，伊凡·克鲁格，这个曾经被誉为世界级的金融家、企业创始人的投机商，被确认为一名盗窃要犯。某一日，他出门去买了一把手枪，然后开枪自杀了。除其它罪行外，人们还发现他伪造意大利政府债券——这些罪行的抖露无疑是新闻自由的过分体现。欧文·费雪先生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不过耶鲁大学以一种并不过分的方式袒护了他。约瑟夫·P·肯尼迪和伯纳德·巴鲁克，因偷饮了上帝赐给的醒药而及早脱手，成为那个时代的两位巨人，赢得了人们的长久羡慕和尊重。
　　
　　现在是对这一事件进行总结的时候了。人们仍然力图回避残酷的现实。这一点与以往的情况极其相似，并且还将在1987年和以后的日子里奇特地、甚而怪异地重复。据说1929年10月的股市暴跌仅仅反映了外在的影响。后来为时已晚地发现，早在前一年的夏天，就已存在工业生产疲软和其他当时能够发现的为数不多的经济指数下降现象。股市以其理性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反应。并非是投机本身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存在什么问题；相反地，是那些更深刻的、完全来自外部的影响在起作用。职业经济学家们对于推进和维护这一假象尤其抱有合作态度。部分经济学家在涉及这段历史时，至今仍然持有这种态度。
　　
　　这些观点自然很难使人们完全信服。于是一些措施陆续出台：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限制持股公司的建立、控制额定保证金等等。这些措施当然并非完全无效。人们仍一如既往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完善投机的手段上，而对社会趋向于投机这一决定性的因素，人们却什么也没做，或者说，人们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1929年的大崩溃在某种程度上也确是一次自我治疗。与从前的疗效一样，在之后近30年的时间内，证券交易市场基本保持了一种虽然萧条却有秩序的状态。人们普遍悲观，谈股色变。二战后，余悸未消的美国投资者因为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几乎丧失所有，仍然裹足不前，宁可把多余的资金投向购买债券。人们短时间内远离股市，并不意味着金融投机的历史已走到尽头，因为推动社会前行的体制中所包含的投机成分并未消失而是与日俱增，况且，人类的投机欲望即便不是与生俱来，也是历史永难磨灭的。
　　
　　1987年：华尔街股市风暴再起
　　
　　“阁下难道真的不想发财吗?”……
　　
　　我们回溯历史的镜头已从遥远的16世纪的荷兰伸向了20世纪80年代末。现在我们已能望见与我们结伴而行的忠实的历史巨人高大的身影，听得见他沉重的脚步声。为了早日回到现实，还是让我们抓紧工作吧。
　　
　　一般认为，要抹去金融史上某段灾难性的记忆通常需要20年的时间。这也是往日的愚蠢所产生的变体重新捕捉金融意识所需的时间，同时也是年轻的一代带着他们的创新天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步入历史舞台一展身手所需的时间。
　　
　　如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人对股票市场的悸虑态度便开始扭转。1954年和1955年，在那可怕的10月过去1/4世纪之后，一切又开始重新繁荣起来。
　　
　　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美国出现了更进一步的投机热潮和随之而来的暴跌。在这些年份，美国和其他工业国经济形势良好乃至繁荣，失业率低，经济增长持续稳定，通货膨胀率也较低。伴随着这一切繁荣景象，人们的乐观心理在那些年轻有为的市场经纪人身上集中体现出来。其中著名的是60年代那些年轻的冒险家。他们充满自信，公众也相信他们将采用一些崭新而富有独创性的手段去抓住投资机会。这期间偶尔出现的温和回落(主要出现在1962年和1969年)，稍稍抑制了人们的错误乐观。
　　
　　由美国人推动的新的投机热先在瑞士出现，随即席卷整个欧洲，并波及南美。
　　
　　这中间最值得一述的是美国海外投资公司，它由一群十分富有活力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以伯纳德·科恩费尔德和爱德华·科威特为首。前者曾是个社会工作者，后者则是位杰出的律师。该公司首先是一个大型销售组织，同时出售和经营互助基金，并经营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实体。在公司经营活动中，证券推销员招募其他推销员并从他们的销售中收取回扣；同时，这些被招募的推销员又招募其他卖主并从中收取佣金。在德国，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达到六层，原始投资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成为它将购买的证券。剩余部分则全都落入收佣金人的手里。
　　
　　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在财政方面不那么可信的企业怎么会有投资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海外投资公司在美国销售证券，后来又禁止它向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销售证券。于是它就起了一个海外的名称。它被排挤出巴西这个通常在金融方面富有持久吸引力的地方。它和瑞士之间也常闹矛盾，最后不得不将它的许多经济活动转移到附近的法属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公司，竟然从那些被弄得晕头转向的投资者身上榨取几十亿美元，其中包括深深陶醉于推销业务的该公司自己的推销员。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儿子杰姆士·罗斯福(曾是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和艾里克·W·怀特爵士(一位受到众人尊敬的国际机构工作人员，长期担任关贸总协定秘书长)，均曾以个人名义对该公司表示信任。这些人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人都曾愉快地响应了科恩费尔德的号召：“阁下难道真的不想发财吗?”
　　
　　对这一号召的响应自然成了人们的终身遗憾。1969年，日益下跌的销售量和证券价格，对销售组织利用杠杆作用的负效应越来越大。人们通过内部买卖竭力保值，但努力仍然失败，于是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绪泛滥开来。不幸的是，人们纷纷说服科恩费尔德将其数量可观的剩下的资产出让给罗伯特·维斯科。维斯科的金融声誉使他自己后来不得不明智地永远离开美国。伯尔纳德·科恩费尔德本人并未受到任何起诉。但随后不久，在一次不明智的瑞士之行中，他被警方拘留送入监狱呆了几个星期。除了他错误地使用了他的精力和野心外，很难说他犯了什么罪。同以往一样，真正出错的是那些急不可耐地用显而易见的愚蠢手段把自己的钱财送出去的人。
　　
　　六七十年代的这些不那么严重的投机事件及令人不快的结局足以证明：金融脱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属常见现象。这一切都向80年代做了充分的显示，并成为1987年10月19日大崩溃的先导。
　　
　　这已是今人所熟悉的罗纳德·里根的时代。杠杆作用以公司收购和杠杆购买的形式重新出现，小型企业面临的经营债务风险随之加大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新的金融手段被视为令人惊异的玩艺儿：高风险债券及由此产生的高利率。它们之所以新奇，只是因为有个十分动人的名字——垃圾证券。
　　
　　华尔街上的新一代年轻人再现了已为金融历史遗忘的记忆。他们对那些实际正在走向监狱与耻辱的极具戏剧性的经纪人出现了过分的崇拜——这一代年轻人中最出名的丹尼斯·列文和依凡·波依斯基便是怀着这种崇拜的心情在大崩溃之前被任命的。主要鼓吹用垃圾债券取代无定息证券的麦克尔·米尔肯和德莱克尔·本汉姆·兰伯特后来均倒了霉。米尔肯先生因证券管理法而遭到麻烦；而德莱克尔·本汉姆刚刚奖励了他公司员工们前一段的业绩，就从投机滑坡走向破产。下面便是引自《幸福》杂志的一段并不激烈的关于后者错误的评论：
　　
　　“是德莱克尔公司自己导致了这一切，还是其它原因使然？事实是既有自取灭亡的因素，也有不可否认的外因。这家公司的实力曾经如此雄厚，以至于雇员们都坚信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惩罚。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敢恐吓《幸福》杂志上的500家大公司，说要接管它们，却不怕任何政治报复的原因；这也是他们在和客户之间的交易中将杠杆作用运用至极，而无需为将来有一天债款无法偿还而做准备的原因。一位公司前任官员曾这样说：你瞧，那时我们曾以为‘我们是无敌的。’”
　　
　　如果他们稍稍敏感和敏锐一些，米尔肯先生和他公司的同僚也就不会蒙受来自个人与公众方面的耻辱了。金钱又一次把人们引入了歧途。
　　
　　“我们正炒得起劲，它怎么突然死去了呢?”……
　　
　　1987年10月19日，又是该诅咒的星期一。股市开盘，荧屏闪烁，万头攒动。骤然间，狂风拔地而起，股价急速下落，华尔街上空空气凝滞，街面上喊声震天，久违了半个世纪的恐怖重现，惊慌失措的股民竞相抛售，仅3小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下跌508.32点，跌幅达22.62%，为触发世界性大萧条的1929年10月28日的两倍。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未见。它意味着持股者手中的股票一天之内即贬值了二成多，意味着有5000亿美元随风而去，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如此惨重的损失，以“血溅华尔街”、“十月大屠杀”形容之实不过分。
　　
　　后人在评述这场波及全球的股市风暴的原因时指出：此次风暴的“风源”在美国，根本原因是美国的“三高”——高财政赤字、高贸易逆差和高外债，加之股票经过连续五年攀升，“泡沫”早已过分膨胀，美元不断贬值，银行一再提高利率，国际协调失误，美国迁怒西德，及至美伊关系紧张等，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对美国的经济前景失去了信心，恐慌心理迅速蔓延，终于导致华尔街股市一落千丈。
　　
　　风起于青萍之末，恐慌来自于人们的心理无备。其实，股市不正常的上涨早应引起股民们的警惕。进入80年代以来，股市持续升温，股价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虚假繁荣的气泡已经高高升起。从1986年3月至1987年8月25日，道·琼斯指数一路攀升，从1686点跃至2722.42点，投机明显已经过热。暴跌前美国股市市场价值高达10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支撑其活动的实际资本，致使买空卖空盛行，投机进入狂热。进入9月，股价的波动已极为反常，从10月3日至9日的一周，道·琼斯股票下跌了158.78点，跌幅达6%，从10月11日到16日的一周，该指数下跌235.48点，即跌了9.49%。对于股市显现的这些不祥之兆，人们却不予介意，将其视为一种技术性调整。从总统里根到一般股民，人们的情绪都很乐观。10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刊登的一幅漫画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心态。画面上有一头“牛”倒地而毙，手拄利剑的斗牛士面对突然死去的牛百思不解：“我们正炒得起劲，它怎么突然死去了呢？”当时，在西方，无论是政府首脑还是普通百姓，对这场风暴的来临的确毫无心理准备。
　　
　　但也有极个别的人预料到大崩溃即将来临及所必然导致的后果。早在1987年初，约翰·肯特思·加尔布雷斯便在《大西洋》杂志上撰文评论美国股市前景不妙，并将其与1929年事件进行了对比，谈到了“当市场明显无限下跌时……算总帐的日子终要到来。”并对当时的金融界予以了抨击，断言“华尔街最古老的准则将被重新发现：金融奇才只出现于崩溃之前。”加尔布雷斯在文章中还预言这次崩溃到来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将不会如1929年那么严重。因为有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福利体系的建立，农业收入的获取主要不再依赖于农业经济，由工会支持的工资水平，对银行存款的保险，政府为维持经济活动而实施的范围广泛的凯恩斯措施——这一切都是发生1929年大恐慌时所不曾具备的——给经济带来了弹性，从而将使这场严重而持久的大萧条的危害有所减轻。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验证了加尔布雷斯的预言。
　　
　　人类投机历史及它的强力作用将不会完结，也不会有任何确定的地理界限……
　　
　　长达仅一华里的华尔街是世界金融的心脏。在利用电脑进行交易、使用卫星传送信息的今天，华尔街的任何动荡瞬间即可波及全球。10月19日当天，华尔街股市跌风乍起，伦敦、东京、香港、巴黎、法兰克福、多伦多、悉尼、惠灵顿等地的股市也闻风而动，纷纷告跌。10月20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开盘锣声余音未尽，股票价格便直线下跌，到收盘时，跌幅达14.9%，创下东京证券下跌最高记录。
　　
　　面对席卷全球的股市跌潮，各地政府震惊之余，迅即采取了救市措施。香港当即宣布关闭股市四天，美国则宣布暂停电脑交易并缩短交易时间，西德宣布削减证券重购利率，七国集团开会商讨如何向金融系统提供流动资金。
　　
　　也许是一连串的救市措施的效果，21日，纽约、东京、伦敦等股市普遍反弹。但未容股民们缓过气来，又迎来了亚太地区的股市大滑坡。香港股市停止交易四天，本以为风头已过，然而26日星期一重开股市第一天，仿佛憋足了跌劲似的，恒生指数狂泻1126点，跌幅达33.5%，创香港股市跌幅历史最高记录，将自1986年11月以来的全部收益统统吞没。与此相呼应，东京、悉尼、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的股市也纷纷下跌。于是亚洲股市崩溃的信息又回传欧美，导致欧美的股市下泻。
　　
　　有人统计，在从10月19日到26日短短的8天时间内，股票买卖双方因股市狂跌而损失的财富高达2万亿美元之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及间接损失总和3380亿美元的5.92倍!世界著名投资集团——美林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瓦赫特尔因此将10月19、26日的股市暴跌称之为“失控的大屠杀”，只不过，这次股市狂跌不至于如二战中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已。
　　
　　1987年10月股市暴跌之后，9月15日在美国权威金融杂志《福布斯》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者中就有38人从榜上抹去了。美国头号巨富沃尔顿连锁商店的老板萨姆·沃尔顿的财产减少了31%，损失高达21亿美元。电脑大王王安仅19日下午即损失3100万美元。10月23日，美国58岁的维隆·兰伯格因股场受挫于旅馆中以煤气自杀。10月26日下午3时，美国迈阿密市因股市狂跌从百万富翁沦为负债近千万美元的中年男子亚瑟·凯恩，在开枪打死、打伤美林证券公司副总经理和经纪人之后举枪自毙。纽约银行家贝特曼是一家金融公司的副总裁，因股市崩溃而欠下巨额债务，在绝望之际，从纽约一幢32层的高楼上坠下身亡。……
　　
　　股市的震荡刚刚有所缓解，社会经济生活又陷入了恐慌的波动之中。银行破产、工厂关闭、企业大量裁员，似乎1929年的大萧条又将重演。在1987年岁末的那些日子里，“1988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走势将向何处去——衰退还是景气？”——成为全球经济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纽约市市长在年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由于10月19日华尔街股市的暴跌，纽约市的繁荣已成为过去。1988年，纽约市政收入将大大减少，许多公共事业计划将因此受到影响，许多专家预测，不管美国全国怎样，纽约市1988年肯定会出现经济衰退。
　　
　　现在可以坐下来检讨反省了。与以往的事件相比，1987年的大萧条过后，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们纷纷推卸责任。第一个反应是来自一次由前任财政部长们、政府发言人和各大公司主要行政官员们的研讨会。他们联合出资在《纽约时报》的一则广告中，将危机的责任推给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财政保守主义者认为该赤字早在里根执政的前六年就很严重。但直到十月的那个可怕的早晨，人们才如同大梦初醒，并迅即在金融市场上反映出来。那些身居金融界高位的人们寻找借口的才能，在这次事件中再次显露出他们的愚蠢。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调查研究——由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高级总统特别工作组进行。这些研究有些稍为中肯，有些则十分荒谬。其中受里根总统委托，由尼古拉斯·F·布雷迪负责的一项研究格外引人注目。它并未完全否认先前的投机行为；报告的前5～6页主要由图表组成，证实过去有过“牛市”的存在。在一份附加评论中，报告勇敢而明智地指出：“最终一切事物，无论其好坏，都会走向终结。世界性的牛市正是这样在1987年的10月突然结束了。”然而，在报告的后半部分，该研究就完全忽视了基本的客观事实，一味强调一些华而不实的次要因素——如程式交易、成批有价证券保险、主要由于专家不固定所导致的错误行为(“十月市场大萧条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为随着时间的不同和专家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接着逻辑发生了惊人的飞跃，报告称某些调控手段及其灾难性的后果是周期性且富有规律的，市场中的一些不幸的特点不为人注意地延伸了几个世纪。
　　
　　其他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也与此类似。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几乎重达五磅)完全致力于市场运行形势和萧条时期所采取的“策略”分析，却未谈及引起大崩溃的环境。报告在总结中说，程式交易已经用以电脑为基础的技术智力代替了史料的反应，这种技术能以一种突然且前所未有的方式打破销售秩序。
　　
　　指数交易和选择贸易的确增加了股市的赌博性质。怀着天真的较高期望的人们和机构，十分不明智地投入这场赌博，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不久在国会召开了有关这次大萧条的听证会。一些针对解决这种赌博后果而制定的法规被提出，但都未被通过。或许内部曾有人向议员建议，说这些法规与事情的实质并非十分相关。那些周而复始的可悲的错误信念不会屈从于法律上的补救措施，而会认为毫无结果的投入是一种与卓越的金融敏锐和金融才智相联系的权利。
　　
　　这意味着，人类投机历史及它的强力作用将不会完结，也不会有任何确定的地理界限。因而我们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个不停。